《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
刘传霞著，齐鲁书社2007年10月版，22.00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以女性主义理论为解剖利器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解读与阐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
女性主义理论自产生到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文化和文学批评从而逐步扩大影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围绕其概念界定、理论内涵和意义价值等方面的各种争议。的确，女性主义批评在以其“片面的深刻性”获得了考察政治、文化、文学等各领域问题的全新视角，并且在展示了其犀利独到的洞察力同时，也存在着被推向极端，导致对另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形成遮蔽的危险。在借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和研究时，如何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而避免其绝对性和片面性的偏颇方面，《被建构的女性》一书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作者对女性主义立场的坚持既不是单纯的对所谓女性自我或女性写作的发现和肯定，也不是对男人压迫女人的声讨，更没有纠缠一些细枝末节性问题，而是在广泛吸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把握住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借以对现代文学进行整体考察和观照。著作没有很浓郁的理论思辨色彩，但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性和女性主义价值理念作为基本的精神贯穿始终。这样，研究者既站在相当的高度，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切入视角，借此实现了对现代文学中一些为人耳熟能详并已有定见的文学作品与现象的成功“去蔽”，隐藏在背后的更为丰富的意蕴在此理论视阈中被有效地开掘出来。比如著作中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的，由男性作家塑造的“时代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就是成功的典型一例。
以往的文学研究大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些“时代女性”性格和精神中的同质因素，对她们身上呈现出来的那种神性与魔性结合在一起的女性特质和女性魅力，以及她们惊世骇俗的行为举止背后显示的叛逆的性爱观、道德观作了毫无保留的赞美；《被建构的女性》一书则从新的价值立场出发，从新的视角切入，有了新发现。作者认为，事实上，这些“时代女性”对传统性道德的反叛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们的自我物化，满足了已经摆脱了传统道德负担的男性的心理需求。由此，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塑造此类女性人物形象的男性作家之深层心理动因：“这批狂放不羁的时代奇异女性既是一面折射男性自我、反省自己的镜子，照出男性写作者焦躁颓废、消沉悲观，表达他们对自身的不满与期待，她们又是男性写作者为自己架设的一架自我救赎的梯子，借助女性之躯跃出可能被吞噬或者沉沦到底的深渊，确认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鼓舞自己的革命信心，为革命的再起以及自我再度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寻求依据和力量。”
再如，由于作者立场的转换，这本书在对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鲁迅的《伤逝》的分析中发现出了另一种内涵。作者认为，《伤逝》采取的自我独白式叙事方式，使得女性主人公子君被剥夺了言说能力，成为一个在场的沉默者；而涓生的反省与忏悔则不仅开脱与宣泄了他不堪承受的犯罪感，而且修改了自己给他人留下的自私卑怯的印象，重塑了男性高大完美的道德形象。这种结论对我们业已习惯的认识是一个挑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有充分依据的创见。在《被建构的女性》一书中，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很多。这些发现不仅仅是对以往文学史结论的补充和深化，更是将探究的目光深入到文学作品产生机制领域的更高层次。
与立足于现代性和女性主义基本价值立场的全新发现相比，这本书更突出的特点在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感同身受”，以及由此获得的一种学术研究的“在场感”。文学研究如果仅仅凭借冷静睿智的理性进行客观考察，可能很难体会到那种“灵魂的探险”带来的发现的颤栗与精神的狂喜。一名思路开阔而且眼光敏锐的女性研究者，在女性文学的研究上应该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因为作为“同呼吸、共命运”的相同性别者，更容易触摸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女作家那种内在的生命律动，更能体会到其人生历程中经历的生命奇景与生存困境――《被建构的女性》一书的作者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带来的是深入文学人物命运深层肌理的颖悟与体察，是对一个个虚构而又鲜活的纸上生命的灵魂触摸。比如，对萧红作品及其人的精彩解读即是如此。几十年来，对其作品的国家民族主义解读在萧红研究中几乎是唯一的规则，民族兴亡的眼睛和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对萧红作品的一个个阅读盲点。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有所改观，孟悦和戴锦华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已经以女性的独特体验看待萧红作品中展示的生与死的意义，文学研究沿着她们开创的进路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萧红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女性“身体”这一有血有肉的物质存在的格外重视，以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场所和国家民族空间之间形成的复杂交叉与激烈冲突，则一如既往地被轻视甚至忽视。
《被建构的女性》一书从女性的直觉感受出发，经过理性的提升，有了新发现，以此对过去的研究“盲区”作出了重要探索。作者由萧红作品中密集出现的女性身体受难图景出发，揭示了萧红创作的女性主义内涵：“这些残怪的女性身体不仅暴露了宗法制度之下乡村女性所遭受的巨大肉体损害，也是中国乡村女性实际生存状态的表征，是身处男权统治之下无处躲藏的女性身份焦虑恐惧以及自我破碎感的隐喻性表达”，“对女性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有着清醒认识的萧红，疏离强势的民族主义话语，既没有应和时代编写现代版的花木兰故事，也没有创造现代版的岳母刺字佳话，而是切实描绘战争岁月女性的真实生存处境，展示女性性别认同与国家民族认同中的裂缝”。在作者看来，萧红作品中女性的身体不仅是生和死的场所，而且还是作品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将女性身体置于显眼的位置，将“生”与“死”的意义牢牢地附着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上，执拗地拒绝对于女性身体的升华和取代，这使得萧红的很多作品于“民族主义”的表象下取得了具有性别意义的独特立场。从这些别具慧眼的见解我们可以断言，如果说萧红通过自己的创作向男权――父权社会提出了激烈的反抗和尖锐的批评，向现代文学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传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那么《被建构的女性》一书则使得萧红这种反抗和批评的意义得到了全面的彰显，也对以往的萧红研究发出了自己新的声音――而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与研究对象的心灵呼应与深切共鸣，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
再比如对冯沅君小说《贞妇》的阐释亦是如此。作者犀利地指出，由西方引进的爱情自由观为那个时代一些男性的喜新厌旧提供了合法依据，而更为可悲的是，作为这一转折时代牺牲品的女主人公却执著地坚守自己牺牲品的身份，作者虽然肯定了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和控诉，但又不由地为其扼腕叹息：“一个已经过时的虚名怎能抵得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对作品中被遗弃女主人公寄托的这种深沉的理解与同情，也足以显示研究者对女性命运遭际的深切体察，这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达到了一种“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理想化的“不隔”状态。
如果说基于相同性别产生的对女性命运的关切给《被建构的女性》一书带来的是一种体贴入微的“在场感”，那么广泛的阅读视野和开阔的理论视阈则使得这本著作获得了学术研究上的一种“纵深感”，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作家主体或主题不同的作品研究中。作者善于将同类型作品中可资比较的因素发掘出来，大处着眼，使得不同文本形成“互文”与“互现”，让文本背后隐藏的各种意蕴自相映发得以澄明，形成相互补充的意义空间，在著作中形成了研究对象“个”与“类”的有机统一。无论是“底层劳动妇女”、“新女性”、“疯女人”抑或“妓女”形象谱系的研究，还是对现代文学中“婆媳关系”、“母女关系”或者“同性之爱”的叙事学梳理，都显示出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优势。比如对赵树理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的解读，作者从以往被忽视的“三仙姑”和小芹这一对母女关系角度入手，将其置于整个现代文学中的母女关系这一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母女、吴组缃《樊家铺》中的母女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从对人物形象内涵、作家创作心理和不同时代的文学生产机制等方面加以比较。认为“三仙姑”其实是一个被无爱乏味的婚姻压抑了自己女性欲望的精神变异者，由此揭示了《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的另一层内涵，亦即在贫穷封闭的中国乡村里母亲被压抑的欲望造成对母女关系的扭曲。这就有效地破解了被丑角化、漫画化人物“三仙姑”的女性主义密码，突破了以往对这一人物进行阐释的单一化视角。研究者将“三仙姑”与《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以及《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几个跨度极大但又有着潜在同质性的女性人物进行了新奇却又合乎逻辑的对接与比较后，又进一步对40年代不同社会和政治环境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与制约作出了深入细致的阐释。再比如对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与鲁迅的“狂人”这两个具有浓郁精神分裂痕迹的人物的比较研究，作者充分评价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秩序的抗争和颠覆作用，同时也分析了两位作家的性别立场及性别叙事方面的深刻差异：“鲁迅的‘狂人’开创五四时代有关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大叙事’，张爱玲则以疯女人曹七巧叙写政治和时代话语所忽略的女性人生现代化的个人‘小叙事’”。从《被建构的女性》一书达到的深度和创新性效果来看，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成功的。
除此之外，《被建构的女性》一书文气流转，语言清丽，也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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